近日，“广西拟立法推行艾滋病检测实名制，卫生部官员表示赞同”的消息一石激起千层浪。广西拟立法明确今后艾滋病检测将采用实名制，艾滋病感染者有义务将病情告知伴侣。同时，在湖南，艾滋病检测实名制也写进了《湖南省〈艾滋病防治条例〉办法》中，并有望在年底出台。这引发了公众对艾滋病检测该不该实名的讨论。
消息一出，支持与反对之声兼而有之。赞同观点认为，推行实名制，有助于避免病人流失和病毒扩散。更多的反对声音认为，目前社会对艾滋病人的歧视还很严重，实名制会威胁艾滋感染者的个人隐私，导致其不去检测和治疗。事实上，实名制与个人隐私并不必然冲突，因为即便是实名制也涉及到向谁公开的问题，作为患者名单这一“秘密”，只应由医疗机构、保护监测机构掌握，并履行严格保守信息义务。在广西的拟立法中，对“艾滋病检测实行实名制”的同时，也同样提到了这样的义务规定。但是，国人显然被如今个人隐私严重没有保障的现状给吓怕了。
回头想想，从买房到买车，从办信用卡到生孩子，可以说哪一样信息不是毫无遮掩地暴露在利益面前的?手机收到的各种骚扰短信与电话正是这些源源不断泄露的个人信息的最好证明，这种无关痛痒的电话推销尚且让人不胜其烦，那么，诸如感染艾滋病这种本已让病人遭遇巨大心理危机的事情，如何让人敢冒这个险?又如何让人相信艾滋病信息会孤零零地逃脱个人信息疯狂泄露之流?所以，反对者的声音绝非无的放矢。一旦匆忙上马实名制检测，由于担心隐私暴露，参与初筛检测的人数很可能将大幅减少，这样反而不利于艾滋病的防控。
事实上，不仅艾滋病实名制面临这样的争议，几乎所有的实名制都逃不开同样的质疑。在婚恋网站实行实名制之后，又冒出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紧急避孕药实名制，加上之前的菜刀实名制，和近期的互联网支付账户实名制，天津的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实名制，我们发现实名制无处不在。实名制的出现自然减轻了监管部门的监管责任，是简单方便的行政手段，但是在隐私保护仍十分欠缺的当下，在人们对无处不在的监控诚惶诚恐的现状下，大规模使用实名制很有可能会造成民众信任感的崩塌与强烈的抵制，从而与使用实名制的初衷背道而驰。艾滋病实名制可能造成参与初筛检测的人数将大幅减少，导致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大幅度倒退，或许只是一个极端，但是管中窥豹，实名制对于善良信任的杀伤力不容小觑。
早在上个世纪的好莱坞电影《全民公敌》中，导演就对这个长期以来明确的边境线，在科技的发展下出现了模糊的情况表达了一种担忧：在国家机关的技术、能力、权力面前，个人的隐私几乎是不存在的，只要对方想攫取，你将无处遁形。在这种现状未能得到大改观的前提下，轻易开下“实名制”的口子，必然引发强烈争议。
